【CF40•孙冶方悦读会精彩回顾】钱颖一：经济学者如何推动教育改革？
“你们看这两个封面，里面的学生有拎着包子的、有抠鼻子的。”12月6日晚，在第五期“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的一席话引得现场听众哄堂大笑。“但这很真实。这两张封面照片都是我选的，虽然从美学角度看不够美，但它们的主角都是学生。”钱颖一紧接着补充道。
钱颖一所说的就是其新书《大学的改革》的封面图。不同于此类书籍惯用的大师头像、图书馆照片、教学楼外景等，这套书将两张平平无奇的学生群景图放在了封面上——那是我们在大学校园中随处可见的景象：拎着水杯和早点去上课的清晨、人挨人挤坐在一起的阶梯教室……（了解《大学的改革》一书详情，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钱颖一
本次“悦读会”是《大学的改革》出版后，钱颖一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就该书与读者分享其在教育领域深耕15年的所思所想。钱颖一在演讲中指出，大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研究机构，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担负着教书育人的职责。“大学为学生”确是一种教育价值观，但也更需要有人将其转化为行动。
翻阅这套90余万字的著作可以看到，为了做到“大学为学生”，钱颖一在清华经管学院一方面通过开展各种教育项目、实践现代教育理念，一方面持续推动着现代大学制度改革，包括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学院治理制度改革等。不仅如此，钱颖一在书中对“学什么”、“ 怎样学”和“为什么学”这三个教育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回答，其‘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好学’比‘学好’更重要”，“ 育‘人’比育‘才’更根本”的“三位一体”（知识、能力、价值）的教学观贯穿全书始终。
这是一位经济学家的“跨界”所为。正如CF40学术顾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日前在2016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为钱颖一致贺词时所说：“这些年来，颖一忙于清华经管学院的院务管理，这无疑减少了他用在经济学上的精力，也减少了我们从他的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的享受，但是我们收获了一位教育学家。颖一以经济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来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他对现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提出了挑战。”
“经济学者如何在教育领域中推动改革？实际上非常受益于我们的经济学训练。”在悦读会上，钱颖一表示，经济学者善于在资源约束条件下进行资源最优配置、设计激励机制，用简洁的模型表达实质；而长期进行转轨制度研究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让他特别注意要在具体改革中考虑各种约束，包括制度和历史条件；比较经济学的功底让他善于从国际比较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优或次优方案；对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长期研究和关注，又让他深刻明晓试点、渐进和只做不说和先做后说的重要。在教育领域的改革，他遵循了同样的逻辑和改革方法。
“悦读会”现场
比如，在思想和思路方面，钱颖一认为，经济学视角和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对他在大学中推动教育改革和学院改革帮助甚大。“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习惯于在约束条件下做优化，约束条件中有技术条件约束、财务约束、资源约束、制度约束、文化约束。我们不一定能达到最优，但是我们可以努力达到次优。经济学讲的是效率，所谓效率就是把产出做得更大。”钱颖一解释道。
此外，在经济学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学经济的人在推动一件事情时，会考虑别人怎么想。”钱颖一认为，这些思维方法集中在一起，使得他在考虑问题改革问题时会更加务实。
“悦读会”上，钱颖一还从经济学角度剖析了不少大家关心的教育问题。
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一直是保证一所大学人才竞争力的关键。对此问题，钱颖一亦从经济学角度展开分析。“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就做公司治理的研究，到很多企业做过调查。大学治理结构的的内部治理中教师这部分有点像麦肯锡的合伙制。外部治理方面，高校不像企业有股东，但是有校友，也有外面的监管机构。”钱颖一认为，教育改革可以借鉴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中的某些方面。事实上，清华经管学院曾经实行过的教师薪酬“双轨制”也是借鉴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早期的“双轨制”。
“‘长聘制’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制度。在国外，有的学校只有教授是长聘，有的是副教授及以上都是长聘，还有的学校是副教授中既有长聘又有非长聘。中国该选哪种？”他给出的答案是，在中国国情下，第三种方案最合适。原因在于，在中国成为正教授要很长时间，如果拿不到长聘，教师面临换工作风险，而由于年龄原因，就比较不容易，因此第一种方案不可行。第二种方案又使得会过早过多给于教师长聘，对学校风险太大。相比较之下，第三种最适合中国国情。
“中国学生的学业平均水平较高，但出类拔萃的人才太少。这种均值高、方差小的教育现状不利于经济创新发展。同时，人的素养普遍较低，有些人的人格低的程度令人惊讶，这种在‘做人’方面的均值低、方差大的情况更是有碍于人的现代化，影响民族的进步。”钱颖一这番从经济学、统计学视角对中国学生的观察，已成为当下对于中国教育问题的精准号脉。
而其“‘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好学’比‘学好’更重要”，“ 育‘人’比育‘才’更根本”的“三位一体”的教学观也分别对应了经济学原理中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什么生产这三个基本问题。
钱颖一在“悦读会”上提到，他常爱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大学教育不是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一般能力应该始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掌握具体的知识”。在他看来，大学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多少知识，而在于训练大脑去思考，形成创新时代所需要的批判性思维。
“有一次我听到经管学院的学生讲，说你对这个问题有没有CTMR过？作为一名教育改革推动者，没有比这句话更能让我更感到开心的了。这说明CTMR确实在学生中有很大影响。”“悦读会”上，钱颖一和听众们分享了他的喜悦。
钱颖一
所谓CTMR，就是经管学院开设的“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Reasoning）这门课的英文缩写。钱颖一认为，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态度和心智模式（Mindset），更是一种世界观。开设CTMR这门课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是为了培养一个健全的人。
“常有记者让我评价一下我的学生培养是否成功。我觉得，同学们在回顾他们在清华经管学院这一段生活的时候，能感受到诸如CTMR这类课程对于他们的改变，我就非常满足。”钱颖一说。
钱颖一演讲结束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韩水法、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马国川先后发表点评。我们为您摘编了两位点评嘉宾的部分精彩语录：
韩水法
现代大学诞生是从学科分科开始，而学科分科不合理是当今中国大学的关键问题，或者是致命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大学在改革，改革什么呢？要么就是把好几个系并成一个学院，要么是把一个学院拆成好几个系，或者学院不够了再建学部……为什么呢？最要害的问题就是学科分布没有合理地建立起来。先进的教育制度，包括钱院长在这两本书里面反复提到的通识教育，都要建立在学科合理分布的基础之上。
中国大学要整个提高一个档次、一层水平，我们就要研究一下：大学基本结构应当是怎么样的？大学权力有多大的范围，如何划分？有多大的张力，学校领导应当做什么样的事？院系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这就是大学政治，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就会经常出现各种别扭的事情。比如，钱教授在经济管理学院内部搞通识教育，自己跑去招老师教大学语文。这些本来是校长要做的事情。基础结构不合理，就无法引进一流大学的其他先进制度，引进了也会走样。
比如，美国大学的学生评估教师体系引入到中国，就出现很多问题。老师在课堂上就要讨学生欢喜，学生喜欢听什么就讲什么，上课讲段子、灌鸡汤，考试评分很松。为什么呢？因为愿意听他课的学生越多，他的影响越大，学生打分就越高。但是，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所负的责任如何体现呢？
讲大学改革，就要研究整个大学活动的动力机制是什么？钱教授所谈的批判性思维、道德推理，以及培养学生了解和判断不同类型知识的能力，这都是大学所要培养的非常重要的方面，但都要围绕着一点，这就是学术。大学的整个动力机制应该来自学术，整个大学围绕学术运转。
实际上我们看到，在中国当今的大学里面有多重动力机制，这些机制经常互相冲突、互相干扰，所以大学改革有时候会出现非常矛盾的现象。有些做法名义上是改革，实际上是倒退。
中国大学缺乏统一性。比如，著名大学没有一个统一的课程体系和课程表，本科生课程与研究生课程是两套体系，互不兼容和匹配，院系难以从整体上统一地安排和分配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又如，大学的院系和院系之间是割据的，不仅在利益上彼此割据，在学术上也是如此，老死不相往来。有些学校通过行政手段把一些系科合并在一起，但是，它们在更低的一个层级上各自割据。
大家知道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典范，但大家可能不清楚的是，西南联大之前的30年代，中国大学教育制度尤其是北大教育制度，基本上是学美国的。我们现在作为改革目的的低年级本科生不分院系和专业并学习共同课程、学分制和通选课制等等，中国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全部建立起来了，至少在北京大学全部建立起来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才给西南联大的黄金发展打下了基础。并不是说因为组成了西南联大，因为搬到昆明去了，西南联大就突然发展起来，取得了丰硕成果。西南联大的成就源自于30年代北大清华这些大学所进行的改革。
这是一个很有启发的事实。我们要向世界先进的大学制度学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把他们的制度照搬过来，先学好之后再发展自己的特色。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有效、非常省心。
马国川
在十年多的观察中，我发现教育问题远比经济问题更重要，所引起的社会关注和社会争议也最大。
但是在这么多关心和研究教育的人里面，像钱老师这样以一个经济学家，一个教育学界的门外汉，却做出这么富有成效的成绩，能够成为一个有自己见解、有独特气质的教育学家，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可能是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是他非常丰富的教育教学经历，使他站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来审视中国教育问题。今年111岁高龄的老一辈学者周有光说过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他说要站在世界看中国，不要站在中国看世界。高度决定视野，只有具有世界视野，才能更好审视我们自身的问题。钱老师提出的中国教育的急功近利问题、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等命题，对于教育界的人都是很有启发的。
原因之二，是钱老师深厚的经济学专业素养，这一点非常重要。钱老师特别提出来，经济学作为一门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发展出一套非常有用的分析问题的框架和方法。钱老师在2014年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年会上发表演讲“中国教育的‘均值’与‘方差’”时，我切身感受到他的观点对当时在场的500多听众，主要是教育界人的巨大冲击。因为他用一个非常基本的统计学或经济学概念，把中国教育问题分析的非常透彻。这篇演讲后来在网上传播很广，说明他获得了社会高度认同，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钱老师深度参与到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来，积累了大量的改革经验，这一点是非常独特的。钱老师从80年代后期就开始参与到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来，尤其在90年代他和吴敬琏老师等很多经济学家一起为推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而在近十年中，他很大程度上把很多行之有效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方法、思路，引入到教育体制改革里面来，都能看出他这些改革思路深受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教育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要求。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进一步转型和改革，也依靠中国教育的引领。在这种巨大的矛盾之下，中国需要涌现出一大批像钱颖一老师这样的教育家来引领中国的教育改革，这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提问：钱院长您好，我们知道无论是金融改革还是大学改革，都会面临很多阻挠，您在清华经管学院的改革是否遇到很多困难？您当时是如何解决的？是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动，还是选择短时间内放弃这项改革，而进行一些比较容易的改革？
钱颖一：教育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样，改革总是会改变现状。改革中会有很多不同意见，需要仔细分析，有的是属于理解问题，特别是大学里面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看问题的方法，有些看上去互相之间是不相容的，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其实沟通是非常关键的，你会发现其实能在很多方面达成一致。
在大学里面，教师间的相互尊重是极其重要的。比如一个教授反对改革方案，并不一定是说他对这个方案本身有意见，很多情况下是觉得你没有事先跟他沟通，听取他的意见，感觉到没有受到尊重。所以后来我发现，为什么在大学推动一件事情花的时间要长，其中相当多的时间是要在教师之间沟通取得一些共识。所以这是改革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提问：李光耀先生在其著作中指出一个国家需要培养精英，以实现国家和民族发展，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您觉得北大和清华是应该更广泛地招生还是专注于精英培养？
钱颖一：任何一个国家，必须得有不同层次的大学，既有精英大学，又有普通大学，也有中间层次的大学，如果只有一种大学，那肯定是不行的。
提问：我是财经新闻专业，目前读大三，非常感兴趣的方向是经济政策传播。现在有一个非常困惑我的事情，就是我感觉中国的声音太多了，每当有经济热点的时候，就有很多经济学家在评论，有人还起了一个名词叫“媒体经济学家”。举个例子，就像在一些财经类的高校，图书馆借阅前三位的一本书叫做《货币战争》，但是很多金融从业者的评价说如果《货币战争》能被称为金融类的书的话，《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冶金类的书。大学生接触到真知灼见的机会很难，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马国川：我曾经把经济学家分为三类，一个是媒体经济学家，第二是投行经济学家，第三个是冷板凳经济学家。比如股灾的时候呼吁要救市的，主要是媒体经济学家和投行经济学家。真正的经济学家，反而无从表达真实看法，我觉得这个现象不太正常。一方面浮在表面上的问题的争论好像很多，但是触及中国经济根本问题的争论还是太少。
我个人建议，那些表面问题我们尽可能地少关注，还是应该更多关注根本问题，比如说中国的经济转型、发展方式等等这些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根本认识，才能有一个基本判断，对一些浮在表面的问题才有一个清醒理性的认识。
钱颖一：你提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分不清楚到底什么叫学术著作，什么是严肃的评论，什么是娱乐性书籍。这些书在学校里面完全混在一块，这是基本判断问题，是大学非常严重的问题。
韩水法：我向钱老师提一个问题。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从经济学角度，通过交易手段来研究政治、公共选择，大大促进了政治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钱老师作为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又做那么多年的教育管理工作，您有没有过念头或者计划，带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从经济角度来研究中国的教育？现在有些大学教育学院里面也有教育经济学，但是我觉得不够专业，也不够全面。
钱颖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是教育中和财务、资源配置相关的问题，跟我刚才说的用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思考教育问题不是一回事。
我没有想到带着一些经济学家来研究中国教育。其实包括我，还有不少经济学家都是参与到中国经济改革、企业改革当中去的，我从中受益巨大。对于教育，我相信肯定不只我一个人，会有不少人有所思考和贡献。因为经济学在社会学科里面最接近自然科学，理论框架、分析工具比较多，不光可以分析经济本身，就像布坎南用经济学思维分析政治过程，还有贝克分析社会问题等。在很多其他学科看来，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但是实际上还是提供了不同视角。就像我的说“均值”与“方差”问题，引发教育界很多人士的关注。目前在大学里面，各学科之间的互动交流还是太少了。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科学中最受益的一个学科，让我们从西方学了很多方法。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非常得益于现代经济学，没有现代经济学的引入，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经济发展的成就。这都是互相的。
提问：我想问一下钱院长和韩老师，在2003、2004年左右，张维迎教授也写过一个北大的教改方案，甘阳和李猛写了一本书是《中国大学改革之道》，您今天讲的是“之路”，“之道”容易谈，但是“之路”很难走。坊间说北大的改革方案是失败的，但是清华没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韩水法：2003年北大的大学制度改革主要是教师制度改革，这个改革在舆论上反对声音很强大，但是有一些基本制度还是执行了，不能说是失败了。比如说不留自己的学生，因为当时北大出现一个问题，近亲繁殖，每个老师都要留下自己博士生，近亲繁殖越来越厉害。还有就是申请副教授两次没有通过就要离开，这些制度还是保留了下来。当时大家不知道大学改革也是政治制度改革，所以对于哪些人支持、哪些人反对，哪些人是得利者，哪些人是失利者，没有分析透彻，得利者认为是应得的，利益受到损失的认为动了他的利益，所以反对得很厉害。
但是实际上钱院长也谈到，清华是去年完成的改革，现在搞的聘任制度，包括北大现在进行的改革，就是北大2003年教师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制度总体方向是好的，但是还有一些制度不配套，所以会出现一些问题。
钱颖一：我的书中，在第一卷第三章和第二卷第四篇“学院治理”中的文章，就详细介绍了清华经管学院对于教师人事改革制度是怎么做的，从中你会知道方向是多么重要，细节又是多么重要。我们清华经管学院是2012年完成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然后清华大学开始做，到去年年底整个大学全部完成了这项改革。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和中国经济改革也是类似，就是有些改革容易引发争议。我的文章大多是在改革完成之后写的，而不是在改革之前写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规律，是从经济改革里面学到的东西。中国的很多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教育改革，要先做，然后再说。要是先说了，可能就做不成了。
我们通常这样描述清华和北大两个学校的不同，就是“北大有想法，清华有办法”。这是说各自的长处。但是要做成事，必须得把两者结合起来，就要有想法，还得有办法，我是一直尝试朝这个方面努力。
本次悦读会由CF40秘书长王海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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